益阳河畔的对峙
建安二十年（公元 215 年），孙刘联盟因荆州归属问题濒临破裂。
刘备占据益州后，孙权要求归还荆州南郡遭拒，遂派吕蒙率军攻占长沙、零陵、桂阳三郡，同时命鲁肃率万人驻守益阳，与关羽的三万荆州军对峙。此时，关羽精选五千精锐，计划趁夜从益阳上游十余里的浅滩偷渡，突袭吴军营地。
关键时刻，东吴猛将甘宁挺身而出。当时他仅有三百亲兵，却向鲁肃请命：“再给我五百人，我去对岸驻守，保证关羽听到我的咳嗽声就不敢渡河，若他敢来，必被我生擒！” 鲁肃半信半疑，仍调拨一千精兵支援。甘宁连夜率部抵达浅滩对岸，而关羽得知消息后果然停止行动，在岸边扎营对峙，这片水域后来被称为“关羽濑”。
这一事件在《三国志・甘宁传》中有明确记载，但对关羽的心理活动未作详述。后人据此演绎出“关羽怕甘宁咳嗽”的说法，其核心的争议在于，为何不可一世的关二爷，会因一声咳嗽而放弃进攻？
亡命之徒的气场压制
要理解关羽的反应，需先看清甘宁的背景与特质。
甘宁早年为「锦帆贼」，在长江流域劫掠为生，后投奔刘表、黄祖，最终归附孙权。他性格暴烈，嗜杀成性，曾因私怨斩杀同僚，却又能与士卒同甘共苦，深得军心。这种“亡命之徒”的气场，对注重名节的关羽形成天然反差。
而且甘宁以水战见长，曾率百骑夜袭曹营，如入无人之境，孙权赞其“孟德有张辽，孤有甘兴霸，足相敌也。”
而且他的作战风格迅猛凌厉，与关羽的“稳扎稳打”截然不同，很容易打乱对手节奏。
而关羽的反应也绝非是单纯的“恐惧”，而是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。
关羽虽勇猛无敌，但性格中存在致命矛盾，一方面，他自恃武力，藐视群雄（如称黄忠为「老卒」，辱骂孙权为「犬子」）；另一方面，他又极度谨慎，深谙“一着不慎满盘皆输”的道理。面对甘宁这种亡命徒时，这种矛盾尤为凸显。
夜渡浅滩本是奇袭，但甘宁的提前设防使计划暴露。
若强行渡河，可能陷入埋伏，甚至导致全军覆没。关羽作为荆州主帅，需为全局负责，不敢轻易冒险。
以关羽的高傲，本不愿对甘宁示弱，但作为指挥官，他必须权衡利弊。
此时刘备与孙权正处于谈判阶段（最终以湘水划界平分荆州），关羽若主动开战，可能破坏联盟大局，这是他不能承受的政治后果。
而且关羽停止行动的核心原因，在于对甘宁兵力与部署的不明确。
甘宁仅率千余兵力，但东吴援军（如吕蒙、鲁肃）可能随时赶到。孤军深入若遇包围，后果不堪设想。
从《三国志》记载看，关羽并未与甘宁正面交锋，而是选择对峙。这种「不战而退」的背后，实则是用保守策略换取战略主动权， 他需要等待刘备的进一步指令，而非贸然行动。
关羽曾在单刀赴会中轻视鲁肃，但对甘宁这类“不讲规则”的亡命之徒，反而更难应对。
这种“软钉子”比正面交锋更让他头疼。
咳嗽背后的博弈本质
《三国志》仅记录了事件经过，未详述关羽的心理活动。
后世文人为增强故事戏剧性，将“停止渡河”演绎为“因恐惧而退缩”，并加入“咳嗽声”这一细节，使其更具画面感。
甘宁的“咳唾声止敌”，也可以理解为，通过制造异常信号干扰敌方决策。
在古代通讯不发达的战场上，任何意外声响（如咳嗽、击鼓、鸣金、摔杯）都可能被解读为“伏兵已至”或“计划暴露”，从而迫使对手改变行动。一些作品中关羽的反应，正是对这种战术的本能应对。
尽管关羽最终在襄樊之战中威震华夏，但益阳对峙的「退缩」成为其军事生涯的「污点」。后世史家为平衡这一形象，将甘宁塑造为“关羽克星”，实则是为凸显战争中的不确定性。再强大的英雄，也会因时势与性格陷入被动。
关羽的悲剧性与历史启示
关羽与甘宁的对峙，也体现出这位武圣的深层悲剧。
关羽的高傲与忠义成就了他，也毁灭了他。面对甘宁时，他既无法放下身段承认对方的威胁，又不能忽视现实风险，这种矛盾最终导致其在战略上的保守，为后来的败亡埋下伏笔。
益阳对峙的结果，并非单纯的“胜负”，而是多方势力博弈的产物。刘备与孙权的和解、曹操在汉中的压力，共同促成了湘水划界的结局。
关羽的决策，本质是服从于全局战略，而非个人勇武。
结语：
关羽对甘宁的“忌惮”，绝非弱者对强者的恐惧，而是顶尖高手之间对彼此的深刻认知。甘宁以亡命之徒的狠劲与心理战术，迫使关羽这位“万人敌”在战略上做出让步；而关羽的谨慎与大局观，则展现了名将应有的成熟。
这段历史不仅为后人留下了“关羽濑”的地理印记，更揭示了战争的本质。
胜利不仅取决于武力，更在于对人性、时势与策略的精准把握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